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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白民与城东女中（第1页）

杨白民与城东女中

李叔同赴日留学前曾在上海居住7年，这7年他在上海受到较为系统的新式教育，结识了一群可以称为“知交”的朋友。每个人的18岁到25岁这段时间，几乎可以称得上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会逐步地定型。这段时间里的爱好，可能会是人一生的事业，而这段时间里遇到的人可能往往就是一生的知己。

人在少年时是很容易被一两件偶然的事情、三四句相同的见解击中的，一杯酒下肚，拍了拍肩膀便交到了一伙儿朋友，胶漆相投，出入随行。反而越老越难结交到这样的知己，世道人心见得多了，鲜有人有赤子之心，多少都有点防备。再者当我们都有了家室、有了事业后，早不是原本一无所有、交朋友做事义无反顾的人了，原本的空间即便尚存有不少，也难免被别的东西所挤压。所以李叔同与丰子恺是师生之谊加点忘年之交，而李叔同与夏丏尊虽是至交，却总让人觉得隔了一层，之间有敬，也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一点淡。但是李叔同称许幻园是“知交”，杨白民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人。1924年杨白民先生逝世的时候，李叔同早已成了弘一法师，他在温州收到杨白民之女杨雪玖女士的来信得知这个消息。当时弘一法师给杨雪玖的回信上说：

绕屋长吁，悲痛不已。二十年来老友，当以尊翁最为亲厚。今晨览《雁**山图》，喜其雄奇翠拔，颇拟写其形势邮奉尊翁，约往同游。不意是夕，竟获哀耗，痛哉！

“颇拟写其形势邮奉尊翁，约往同游”，这是种念兹在兹的感情。看到雄拔的景致则想到杨白民，女校里办有游艺会则想到李叔同，他们之间是这样的。前文提到的“独念海之大，愿随天与行”，就是李叔同在日本的时候写来赠给杨白民居士的。

早在李叔同从天津避祸奉母来到上海的时候，就结识了杨白民。杨白民大李叔同6岁，父亲经商，家境还算富裕。杨白民一直很关心教育事业，1902年曾赴日本考察，回来后就在自己家辟出一块地方办了城南女中，自任校长，把自己的女儿也放进去当学生。

晚清时候的中国，且不说依旧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裹脚这些事情了，有些家庭生了女儿之后便溺死她们也是不奇怪的。总有几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每年有上千万人死于贫穷。成千上万极度贫困家庭中的女童被溺死，对她们来讲唯一的替代方式是卖身为奴，沦为最卑贱的人。

开风气之先的上海第一所女子学校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裨文女中。当时教会创办的女学，要求学生必须读《圣经》、做礼拜，甚至校内不允许升中国国旗，只准升创办人所属国的国旗。这些教会学校毕业的女学生，有很多后来赴美留学的，也有被学校打造成上流社会的淑女而后成为富家子弟的人妻。而今坐落在长宁路上的上海第三女中便由中西女中与圣玛利亚女校这两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前者是宋庆龄的母校，后者是张爱玲的母校。当时这两所教会女校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家世如张爱玲者，在圣玛利亚女校已算比较卑微的了。

到了城东女中创办的1902年，上海已有多所很不错的女学了。女校里学的课程也十分有趣，早在晚清时期康有为等人提出必须大力发展女子教育的主张，进行女校实践的时候，维新人士经元善创办的经正女学课程设置是中文、西文、医学、女红。1902年的女校有是有，但也如前所述，毕竟大多数资源是属于贵族的，平民的女子能进学校读书的机会少之又少。相比之下，除却基础设施、师资力量等因素，受观念影响，现代女校的道路要比普通学校艰难许多。试想一户普通的人家，倘若想让后代读书，可能会愿意掏20元供男孩儿读大学，但不一定会掏5元供一个女孩儿读中学。这种情况，想必当初会让杨白民这样的女校创办者非常为难，而杨白民当初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辟出来创办女校，未必不是在贵族女校这样的现实上另辟蹊径。

李叔同不是一个激进的、永远以一副激昂姿态走在最前列的人，他是一个温柔敦厚型的人。虽然思想进步提倡新事物，他也会写些赞扬新事物的诗，有些颇为激昂，但他内心终归是沉静的。就好像哪怕眼前出现一个绝好的天堂，有人会奋不顾身激动难掩地奔赴过去，他即便再以为好也是一副不紧不慢与世无争的样子。人生道路的选择终归于性格这样的东西，而非留洋这样的背景。有人刺杀清朝统治者，有人天南地北闹革命，也有人在学校教教书，写写小说斗斗嘴皮子。李叔同早年莫名其妙地当过维新党，那时候他还十八九岁，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到了后来，敦厚得越来越像老师，寡淡得越来越像和尚。甚至到了现在，我一直不觉得李叔同是老师、是和尚，而是提起老师、和尚这两种人，总觉得该是李叔同的样子。

1912年，李叔同又回到上海的时候，便一边在杨白民的城东女中教习国文，一边在《太平洋报》任编辑，短短4个月，李叔同便在《太平洋报》发了22篇关于城东女中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