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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三层楼比喻（第1页）

丰子恺的三层楼比喻

“往日本不生，今日亦未死”本是胡朴安在弘一法师圆寂后写的一句诗，用到这里也好。弘一法师出家，众人不舍，他说：“当作我患虎疫死，不必再念。”这句话大概藏在心里很久了，怕是自己在尚未思虑清楚徘徊犹豫出家之意未决的时候，也拿这样的话来回答自己。

李叔同与杨白民交好，在浙江一师教书的时候杨白民也常到杭州来看他，况且李叔同的妻子当时住在上海，假期回上海也多与杨白民见面。当知道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后，杨白民先生流了一夜的泪。当时杨白民44岁，这世上几件悲凉的事情，中年落泪是要算一件的。

李叔同住在上海的日本妻子，李叔同的几个朋友中，平日里也就与杨白民较熟悉。听到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她来到杨白民处恳请他与自己一起去见李叔同一面。杨白民带着李叔同的日本妻子来到虎跑寺，日本妻子跪在房门口再三哀求也不得见，最后弘一法师只让人代为转达一句话：“当作我患虎疫死，不必再念。”日本的和尚是可以娶妻子的，当李叔同的日本妻子知道他想要出家的时候曾劝过他回日本当和尚，被他否决，他日本妻子也不再提及，希望再有时机进行劝说，而今绝无回旋的余地了。她绕屋哀啼良久，弘一法师自始至终未见一面。据说这位日本妻子后来回到了日本，皈依了天理教。

丰子恺后来在厦门佛学会演讲，讲到与弘一法师的关系，说到弘一法师出家，有一个三层楼的比喻。“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再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地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5]

不知道丰子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读过克尔凯郭尔，周宁先生在《人间草木》中就是用克尔凯郭尔的审美境界、伦理境界、宗教境界这三种生存境界来阐释李叔同与苏曼殊的不同之处的。读者有兴趣的可以找来一睹为快。但总的来说，克尔凯郭尔三种境界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丰子恺的这个说法一眼望去就是个阶梯形的东西，比较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