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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8章 穿越时空的历史遗珍（第1页）

第198章穿越时空的历史遗珍

帝王陵寝，作为古代帝王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不仅是其生前权力与地位的延续，更是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信息的宝库。这些陵寝的建造，汇聚了当时顶尖的工艺技术和最为珍贵的资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那个时代的辉煌与独特。它们宛如一部部凝固的史书，静静伫立在岁月的长河中，向后人诉说着往昔的风云变幻、王朝兴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秦始皇陵、宋陵、乾隆裕陵、光绪崇陵以及慈禧定东陵等著名帝王陵寝的地宫，探寻其中隐藏的奥秘，揭开那尘封已久的历史篇章。

秦始皇陵，这座坐落在骊山脚下的宏大陵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嬴政的长眠之地。远远望去，那看似平凡的小山包，实则是一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地下王国。

秦始皇陵的陵园规模之宏大，布局之独特，令人叹为观止。封土北侧，寝殿礼仪建筑群庄严肃穆，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皇家祭祀的隆重；饲官建筑群则默默见证着宫廷饮食的精致与讲究。封土之外，两道长达10千米的内外城垣宛如巨龙环绕，气势磅礴。而在封土周围以及东西南北各个方向，数百座地下陪葬坑犹如众星拱月，簇拥着这座伟大的帝陵，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等级森严的陵园体系，其形制和布局与先秦时期的任何一座国君陵园都有着天壤之别，充分彰显了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的至高无上地位和与众不同的审美观念。

关于秦始皇陵封土的高度，历史记载与现代测量数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为这座帝陵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据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始皇陵“坟高五十余丈”，按照当时的尺值进行折算，其高度大约在115米左右，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座巍峨的巨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水土流失，秦始皇陵的封土高度逐渐下降。1961年，当地文管部门进行测量时，其高度仅为43米；到了1982年，在8383部队工程兵战士的协助下再次测量，结果是坟高55。05米，后来航空测量的海拔高度也与之相近。这些数据表明，两千余年来，封土高度已经下降了二分之一还多。此外，封土底边呈长方形，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占地面积近25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宏大，令人震撼。

秦始皇陵的修建工程伴随着秦始皇一生的政治生涯。当他年仅13岁刚刚登上秦王宝座的时候，陵园工程便已悄然启动。在古代，帝王生前营造陵墓并非秦始皇的首创，早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王生前造陵就已经蔚然成风。例如，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史记·赵世家》），还有平山县中山国王陵墓也是在生前进行营造的。然而，秦始皇却将国君生前造陵的时间提前到了即位初期，这无疑体现了他对身后之事的高度重视。

纵观秦始皇陵的修建工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秦王嬴政即位开始，到统一全国的这26年时间里，是陵园工程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展开了陵园工程的设计和主体工程的施工工作。工匠们精心规划，巧妙布局，初步奠定了陵园的规模和基本格局。从统一全国到秦始皇三十五年的这9年时间，是陵园工程的大规模修建时期。《史记》中记载：“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这意味着，在这一时期，秦始皇征调了七十多万人参与到陵园的修建工作中。经过数十万人长达9年的艰苦努力和大规模修建，陵园的主体工程基本完成。自秦始皇三十五年到秦二世二年冬，历时3年多的时间，是工程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从事陵园的收尾工程与覆土工作。然而，命运弄人，就在陵墓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起义军领袖陈胜、吴广的部下周文率兵打到了距陵园不足数千米的戏水附近（今临潼区新丰镇附近）。面对大军压境、威逼咸阳的严峻形势，秦二世这位未经风雨考验的新皇帝惊惶失措，急忙召来群臣商讨对策。在慌乱之中，他向群臣发出了“为之奈何”的绝望哀求。在一阵沉默之后，少府令章邯建议：“盗已至，众疆，今发兵近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惊魂未定的秦二世皇帝当即采纳了这一建议，拍板决定由章邯直接率领修陵大军回击周文起义军。至此，尚未完全竣工的秦始皇陵陵园工程不得不被迫中止。

秦陵工程的设计者们不仅精心选择了一处风水宝地来建造这座帝陵，对陵园的总体布局设计更是颇具匠心。整个秦始皇陵园以高大的封冢为中心，封冢外有两道回字形夯土城垣环绕。外城垣四面各设置一门，其中东门位于封土正中的东西轴线上，门阙规模最大，彰显着东方的尊贵与威严。内城除北墙开设两门之外，其余三面各开一门，尤其是内城南门的阙门遗址，至今仍屹立于封冢之南，虽然历经千年的岁月沧桑，但其雄伟壮观的气势依然不减当年。

然而，岁月无情，几千年的时光匆匆流逝，曾经辉煌一时的秦始皇陵也未能逃脱岁月的侵蚀。那长达10千米的内外夯土城垣早已残缺不全，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内城西墙残存的一段城墙，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那一座座宏伟的地面建筑，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遭到了项羽的焚烧，如今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不过，在这些残存的废墟上，考古工作者们还是发现了陵寝建筑群遗址，其规模宏大，集中分布于封土北侧、内城西半部。在封土西北的内外城垣之间，还发现了一处地面建筑群。据清理的三组房屋建筑基址来看，似为饲官建筑。在饲官建筑遗址的南北两侧，还有几组尚未发掘的地面建筑，从已有的迹象来看，其规模也相当可观。

1974年3月29日，对于秦始皇陵的发现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下河大队西杨村生产队的几位农民在劳作时，一镢头惊醒了沉睡两千多年的兵马俑。这些栩栩如生的兵马俑一经发现，立刻震惊了世界，也撩起了秦陵神秘面纱的一角。而秦始皇陵的地宫，更是谜团重重，充满了神秘色彩。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始皇陵地宫仅留下了极为简略的记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这些简短的文字，引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猜测与遐想，也成为了考古专家们努力探寻秦陵地宫之谜的重要线索。他们以此为指引，不断寻找着能够揭开秦陵地宫神秘面纱的种种蛛丝马迹，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揭开这座地下王国的全部秘密。

北宋皇陵，作为宋代帝王的陵寝之地，共分为四大陵区，分别是西村陵区、蔡庄陵区、孝义陵区和八陵陵区。赵弘殷的永安陵，作为北宋皇陵的开端，宛如一颗启明星，开启了北宋皇陵的历史篇章。此后，赵匡胤的永昌陵、赵光义的永熙陵等帝王陵寝依次修建，它们各自承载着不同帝王的历史记忆，共同构成了北宋皇陵的宏伟画卷。

各陵区的选址和布局都遵循着严格的规制，体现了宋代皇家的威严与风范。以宋仁宗的永昭陵为例，仁宗皇帝驾崩后，朝廷立即派人前往巩义市勘定陵址。经过一番仔细的考察和筛选，最终确定了两个备选地点：一是永安县（真宗时划出今巩义、登封、偃师三地交界处的陵区设置陵邑，名永安县，徽宗时升为永安军）城区，即今巩义芝田镇；二是孝义堡（今巩义城区）。当时，大臣们在讨论陵址选择时认为，在永安县城区建陵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但需要搬迁成千上万的民户，工程量巨大，而且时间紧迫，按照宋代的规定，皇帝死后7个月内必须下葬并把圣容也就是皇帝的灵魂归于太庙，恐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难以完工。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在孝义堡（即今葬地）建陵。然而，当时芝田的风水仙霍道全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孝义堡这个地方不吉利。原来，当时这地方叫“和儿原”，霍道全认为此名“非佳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来的事实似乎真的印证了他的这一说法。仁宗的继位者宋英宗赵曙（仁宗有三子均早死，赵曙4岁时被抱养宫中，他系太宗之孙）在继位后不久，便开始害病，卧床不起，不到4年就晏了驾。这一巧合，让人们对风水之说产生了更多的遐想。

永昭陵和永厚陵这两座陵区，地域相对狭小，两陵之间的距离只有200多米。在过去，两陵的兆域几乎是连接在一起的，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陵区格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条南北走向的新华路穿过了两陵之间，将它们无情地切割开来。如今，新华路的两侧高楼林立，医院、急救中心、宾馆等各种建筑鳞次栉比。“按照文物法的规定，两陵之间是不应该建高楼的。”某位宋陵专家这样说道。这些高楼的存在，不仅破坏了陵区原有的整体风貌，也对皇陵的保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让人们对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未来命运充满了担忧。

宋神宗，这位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皇帝，一生坎坷不平。他在位期间，王安石变法风云激**，这场变法旨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国家的富强，但却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引发了朝廷内部的激烈党争。在战场上，北宋军队也遭遇了惨败，这让宋神宗声泪俱下，直哭得满朝大臣个个“不敢仰视”。这位曾经奋发图强、一心想要重振国威的君王，从此郁郁寡欢，“惊悸患病”，最终怀抱未竟之志“仓猝晏驾”。他葬身的永裕陵，如今也是诸皇陵中保护最差的一个。走进永裕陵，我们可以看到，10多个石刻雕像掉了脑袋，这些珍贵的文物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无奈。看守陵区的房子也被守陵员出租给了一户来自南方的人家，这无疑对陵区的保护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干扰。此外，永裕陵附近烟囱林立，污水横流，这些环境污染问题不仅影响了陵区的生态环境，也对石刻雕像等文物造成了进一步的损害。而整个陵区则处在一个大坑之中，其现状令人痛心疾首。

宋哲宗当政期间，国家局势日益动**，国是日非，党争纷乱愈演愈烈。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宋哲宗束手无策，“要做的事很多，却不见做出一件”，他的无为和软弱，种下了宋亡的祸根。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评论哲宗一朝政事时说“无穷之祸，自此贻之”，蔡京就是他当政时期遗留下来的“遗产”。宋哲宗死后，其灵柩在从开封运往巩义的路途中饱受大雨的侵袭，由于道路泥泞不堪，灵柩没能如期抵达巩义，这延误了赵匡胤以来“七月而葬”的惯例。更为悲惨的是，后来他的尸骨被盗墓者抛在荒野，遭受了极大的侮辱。再后来，他的继位者徽宗乃至钦宗，都死于异国他乡，没能归葬“老坟”。也因此，北宋虽然有九个皇帝，但在巩义的皇陵却只有“七帝八陵”，这一历史遗憾，成为了北宋王朝兴衰沉浮的一个缩影。

修建宋陵时，工程的浩大程度和耗费的惊人资源令人瞠目结舌。以哲宗的永泰陵为例，仅仅是取石材这一项工作，就动用工匠4600人，共采石27600块。为了将这些石材从二三十公里之外、崇山峻岭之中的偃师粟子山（这儿的石头“岩棱温润，罕与为比”，虽日光长久照射也不容易风化）运到陵区，又动用了士兵9744人、民夫500人。如此庞大的人力投入，足以看出修建宋陵的艰难和复杂。修建永定陵时，雕刻侍从人物及象、马等动物的石头用了62块，门石用了14块，而皇堂券石则用了27377块。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皇堂的建设在整个宋陵修建工程中占据着重中之重的地位。而这些用大量石头建造的皇堂，如今还沉睡于地下，我们只能通过历史记载和考古推测来想象它们的宏伟壮观，却无缘亲眼目睹其真容。

永熙陵的三座后陵中最南的一陵，疑为李氏陵，早年曾被盗掘。通过陵台前的盗洞进入墓室后可以看到，墓室为近圆形的多边形，采用砖砌仿木结构（真宗以前的墓室，大都是砖砌的，之后大都是石砌的）。墓室的顶部被涂成青灰色苍穹，其上以白粉绘出银河与星辰，仿佛将浩瀚的宇宙浓缩在了这小小的墓室之中。四周的墙壁上绘着建筑、云朵等彩画，色彩鲜艳，栩栩如生，为墓室增添了一份神秘而华丽的氛围。在墓室中，还残存有玉册及80多件青釉、白釉、黑釉瓷器的残片，其中带“官”字的定窑瓷器和越窑龙纹大盘尤为难得。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仅是研究宋代陶瓷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也为我们了解宋代的丧葬文化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这座因故经过考古清理的墓室，就像是巩义市地下1000多座墓葬的一个缩影，让我们得以窥探宋代墓葬的基本特征和文化内涵。

公元1022年9月，刘太后召集文武大臣，开始准备宋真宗的殉葬物品。这些殉葬物品种类繁多，计有珠襦、玉匣及种种“生平服御玩好之具”。对于真宗所珍藏、供奉的大量“瑞物”和“天书”应如何处置，太后、皇帝和大臣们也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论。有的大臣认为应该继续供奉这些“瑞物”和“天书”，以彰显真宗皇帝的功绩和神圣；有的则认为应该将它们焚烧送回“天宫”，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还有的说应辟一宫殿珍藏，以便后人瞻仰。最后，宰相王曾提出了一个极具智慧的提议：“前后下降的天书和全国贡献的瑞物，都是皇天上帝对先皇帝的特别恩赐，此项光荣属于先皇帝。如今，先皇帝已经升仙而去，天书、瑞物也应该与先皇帝同归皇堂奉安才是，万不可再留人间。”王曾的这一建议，既巧妙地化解了朝廷上下对于“天书”和“瑞物”的争议，又在“光荣属于先皇帝”的旗帜下埋葬了这些物品，从而消解了真宗时期造成的朝廷上下的迷信空气，同时也杜绝了修建庙宇造成的资财浪费，可谓一举数得。后人对王曾的这一措施称赞不已，认为他“识虑微密”。也许，等到将来发掘永定陵时，那些神秘的“天书”和“瑞物”还静静地躺在皇堂之中，等待着人们去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为我们揭示更多关于宋代历史和文化的秘密。

乾隆朝，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乾隆皇帝的陵墓——裕陵，也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辉煌与壮丽。裕陵地宫作为乾隆皇帝的最终归宿，其建筑规模宏大，工艺精湛，堪称中国古代陵寝建筑的杰出代表。

裕陵地宫进深54米，总面积372平方米，采用了传统的拱券式石结构。整个地宫由一条墓道、四道石门和三个主要堂券组成，其平面呈“主”字形，布局严谨，结构合理。

走进裕陵地宫，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第一道石门——罩门。门楼上的出檐、瓦垅的吻兽，都用汉白玉精心雕成，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了工匠们的精心雕琢，雕凿细巧，线条流畅，展现出了高超的雕刻技艺。石门两壁各浮雕着四天王像，这些雕像大小与真人相仿，形态多姿，表情生动，仿佛在守护着地宫的安宁。它们的线条清晰，立体感强，将四天王的威严与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禁为之赞叹。

过了罩门洞，便是明堂。明堂是安放帝后的“册”、“宝”之类的地方，这里庄严肃穆，充满了神秘的气息。进入第四道石门，就来到了地宫的中心。在这里，券顶刻着三大朵佛花，造型优美，工艺精湛。东西墓壁各雕有慈氏、普贤菩萨和佛教“八宝”，这些雕刻作品不仅展现了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雕刻艺术水平。所有大理石壁面和券顶，布满了佛教题材的雕刻装饰和用梵文（古印度文）、蕃文（藏文）两种文字镌刻的经文。这些经文字体端庄，雕刻刚劲挺拔，技艺精湛，每一个字、每一幅图案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整个地宫的雕刻作品主从得当，轻重分明，虚实配合，在视觉上富有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