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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典故系列讲 大唐管制（第1页）

历史典故系列讲：大唐管制

自余与后世关系较巨者，曰职官制与选举制。自魏晋以来，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诸职分理国家政务。后周建六官之职，隋文践极，复废周官，还依汉魏。炀帝大业中，行新令，遂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中央政府最高机关。唐亦因之惟改内史省复为中书省，然其设官之意义有与魏晋迥不相侔者，魏晋之世，尚书令等不过帝皇之私属，唐则侍中中书令暨尚书左右仆射等，皆是“真宰相”。“其余以他官参掌者，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与汉之丞相及行丞相事者同其职权是也，考唐制，“中书省其长为中书令，下有侍郎舍人等，以献纳制册，敷扬宣劳，”取旨议决机关也。“门下省其长为侍中，下有侍郎，给事中等，以侍从献替，规驳非宜，”审覆监督机关也。“尚书者其长初为尚书令，后为左右二仆射，下设左右丞，以统会众务，举持绳目，”奉行执行机关也。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书所见，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敕旨既下，皆先经门下省，由给事中侍郎侍中等审署，事或不便与旨有违失，并得驳正封还。而尚书省奉行政令，分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本于隋，迄清末始改。部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亦沿用至清季举天下之事毕隶焉。

观开元中所修《六典》，设官分职，备极详密，弘纲巨旨，粲然明备，实足与周官颉颃。就其总者言之，如官司之奏报，文牍之施行，皆有定式，吾人今日尚远逊其完密焉。然自太宗时“大省内官，凡文武定员六百四十有二而已”。高宗武后世，仕进之门日广，擢拜多不以次，人皆弃农、桑、工、商而身趋之。《通典》所载“内外文武官员凡万八千八百五，内二、六二零，外一六、一八五”诸色胥吏，“总三十四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内三五、一七七，外三一四、六八六。都计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费，不足为忧。”安史乱后，黎庶凋瘵，出租赋者锐减，而食租赋者额则依旧，俸复倍增。且方镇外叛，宦官内横，朝廷百司，多不能举其职。冗官厚禄，遂为大病。朝廷以府库无蓄积，不足以供赏贵，复专以官爵赏功，名器亦由是而日滥焉。隋鉴九品中正制之弊，改荐举为考试，文帝始建秀才科，炀帝更建进士科，以策问及诗赋取士，至唐而科举之制益备。“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日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著于令者大略如此，而有司选士之法，则因时损益不同。初以秀才科为最高，“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自是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后试经义及对策。进士则试帖文对策外，兼试诗赋，故难易迥殊，其进士大抵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达，故进士为尤贵，终唐之世，“得人亦最为盛，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九品中正之弊致成贵族政治，矫之以科举，而后贡选考试机会均等，不特泯贵族平民之阶级，庶民之优秀者，亦得与贵族均享政权。是即《礼运》所谓“选贤与能，天下为公”也。然自科举侧重文辞，“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故当开元盛世，杜佑已有“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笔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趋，职事委于郡胥，货贿行于公府”之叹尚浮华而不务实际，遂为唐以下士子之通病矣。又自魏晋以来，多沿汉制设立国学，而唐制最备。自“国子”、“太学”、“四门”外，复有“律学”、“书学”“算学”，其学生以阶级定之，皆隶于国子监，太宗世，学风最盛，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学生多至八千余人。为汉后未有之盛事。高宗龙朔中，东都亦置国子监。于时场籍率先两监而后乡贡，诸以文儒亨达，鲜不由两监者。天宝中，且尝令举人专由国学及郡县学，固与汉以国学为讲学地者异也。然自天宝后，学术遂衰，生徒流散，不逮盛时什一。且或“堕窳败业而利口舌”，或“崇饰恶言而肆斗讼”，或“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学风之坏，亦颇为时人所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