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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伤其类（第1页）

物伤其类

近来连续读了一些纪念诗人艾青的文章，他是我喜欢的一位大诗人，于1996年5月5日逝世，转眼快三十年了，让人感叹时光如流水，带走了多少杰出的人物与珍贵的事物。

但是美好的记忆留下来了，并不会被带走。比如艾青，他的多少优美、壮阔、大气的诗歌至今仍脍炙人口，而我甚至还记得当初听到他逝世噩耗的情景和自己的心情。应该是1996年5月6日，其时我参加工作已近两年，这天正好我的一位师兄、诗友来看我，我们先是在国会大厦旧址旁边的商店里选购物品，接着到单位餐厅里吃晚饭，这时餐厅里的电视正播放新闻，其中一条就是报道著名诗人艾青的去世，并说他享年86岁。我的心头如一阵电波滚过，虽然没有太大震动，但也麻木了一下，我和师兄相互看了一眼，说道：“艾青走了！”各自的眼光深处有一丝忧伤。

我的这位师兄早年在北京参加文艺活动时见过艾老。

我还想起我的另一位诗人师兄，远在安徽，他在学校读书时也有幸到《诗刊》社参加过一次活动，回来给我们讲他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见到了艾青，并说艾老还在他的笔记本儿上题写了一句话：“你带回好多忠告，前途无量！”

那不是泛泛而言，而是有的放矢，语重心长。我也渴望有机会见到他，我从小就读他的作品，一直认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我极想走到他身边向他表达一下敬意，甚至哪怕只是近距离看他一眼也好。然而现在是永远没有这个可能了，我心中自是怅然若失。

到底是因为从小喜欢读诗、写诗乃至发表诗，我对一些名诗人有一种本能的关切，自觉不自觉地关注其“近况”，所以对诗人辞世的消息非常敏感，对不同的诗人，感受亦不同。这如果说也是一种类似“物伤其类”的情感，恐怕有妄自比拟、攀附之嫌，但实际上也没有比“物伤其类”更好的词可以表达。

我还记得我听到海子辞世的消息时的情形。那是1989年春天，在此前一年我刚本科毕业，分配回乡在一所农村集镇上的中学任教（那里距海子老家大约不过三十华里），正有一种与世隔绝的被抛弃感，特别想重返在城市里读书时所感受到的浓郁文化氛围与热闹境地，所以一心考研，正在紧张地复习功课。三四月间的一日，我正在简陋的斗室里读着什么，不记得从广播的访谈类节目里还是从报纸上读到“北大诗人海子于山海关自杀”，当时我就感到十分震惊，怔忡半天，停下了手头的活计而陷在藤椅里，呆坐了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我知道海子这个名字，应该是从1986年《诗歌报》搞诗歌大展时，从该报发表的作品读到了海子、西川等人的诗，心下还是很佩服的，虽然也不一定有多么理解——我对年轻诗人的作品也不是太熟悉。后来应该也读过几首海子的诗歌，总的感觉就是空灵。现在，他却像一颗流星一样坠落，我除了引领而望，也做不了什么，同时，还有一种臆测，就是他的死是否与当前的时局有关。但后来注意打听或阅读人们的文章，才了解了一些有关海子的事情，我开始从形而上的角度试图理解海子之死，也试图揣摩诗人之死与诗的关系。

听到顾城之死，我还在人大读书，消息传来，可以感受到人大的学生和社会上知识分子一样：一片哗然，一片震惊，同时也让人唏嘘嗟叹不已。我记得在我们宿舍楼有一间电视房，晚上看电视时大家窃窃私语，议论纷纷。

我也像被什么打击了一下，有一种懵然的疼痛和痛苦。宿舍里也分成两派：批判、斥责与同情、惋惜，两派势均力敌。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我当然倾向于后者，但好几天都郁悒难解。正好，社会上的一位文化书商老X偶然来寝室借宿，他正准备为顾城之死编一本书，约我也写一篇。

我正处于苦闷不已的状态，也不知怎么厘清自己看待顾城之死的问题，所以写不出文章，但我习惯性地拿起笔写了一首题为“悼一位童话诗人”的诗，以遣悲怀。这首诗也被收入集中，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一些句子：你从希基岛上的树叶丛里

张开眼返回世界

噩梦是暴风雨过去雾已稀松

你在一颗毛茸茸的露水里

转动你的黑眼珠

看着这新生的早晨

这样开篇是表示我寄望于顾城的复活，重临这美丽的世界。接着是借助介绍他的作品，简要叙及诗人在他的艺术世界活动的一些情景，也算是回顾这位诗人的创作成就。但最后一部分回到残酷的现实：你那小爱人　永远走在

通往远方一所房子的小径

斧斤留下她最后的背影

门前坪上青草在长高

墙角的一株樱桃

缀上柔嫩的花英

对他的生活，对他为什么要那么做有一定的心理上的揣摩，其中“斧斤”一句，我也觉得这样写过于残忍，写出后有些踌躇不安（我的一位诗友读到这首诗时，特意把这句念出了声），我也有点儿相信“诗谶”之说，想如西川所说的“避谶”，所以我在将这首诗收入自己的一本自印诗集时，将这一句改为：“能用什么留下她最后的背影”，算是我的一种自我纾解吧。

新世纪以来，我也是迭遭“诗人之死”的打击与悲痛，当然，他们的离世大多属于自然规律，一点没有办法。

2002年4月10日我曾与其有过一面之缘的著名诗人曾卓在武汉病逝，时年八十。我当然不是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消息，而是隔了几天在一家大报的副刊上读到怀念他的文章。那文章的题目好像是借用自曾卓的诗句：“没有我不愿坐的火车”，概括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我记得文中还影印了他临终前一天留给亲人、友人乃至世人的遗言。笔画已歪歪扭扭：“我爱你们，谢谢你们！”“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都很美”“我没有被打败”。我的鼻子一酸，多么感人肺腑的句子，这才是真正的诗，这才是真正的诗人，他的一生经受了多少苦难、坎坷，可是他对人间的爱有加无减！

三年后的秋天，我的诗歌引路人，早在1980年参加《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而与张学梦、叶延滨、顾城、梁小斌一起成名的诗人陈所巨长期卧病，终告不治，时年五十八岁，可谓逝于英年。而其时，他笔头正健，有许多作品等待问世。他逝世前一个来月，我特地回故乡去看他，原先那个风度翩翩，神采奕奕的壮年才子却只能躺在医院病**，盖在被单下一动不动。直到夫人附在他耳边轻声叫醒他，他的脚才在被子里**了一下，并轻声地说：“谢谢！”并嘱咐儿子将他们编的刊物给我的稿费开给我，整个过程，他都不曾睁开眼来看我一眼，更不可能坐起来与我侃侃而谈了，我的心中无限悲恸，差一点儿掩面奔下楼梯，如果不是他家人在场的话；想想看，我从十五六岁就开始奔走在他门下，受过多次的耳提面命，而两人关系就这样宣告结束，何其痛哉！

女诗人李小雨的逝世亦颇令人伤怀，仿佛在半年多前，我还听她的同事风趣地讲到她在《诗刊》社工作时的逸闻轶事，没想到言犹在耳，人已永逝。

她也是我的恩师，早在1993年，我还在大学读书就给她投稿，没想到，她在当年第五期的“大学生诗歌”栏目以头条刊发了拙作两首，让我备受鼓舞。新世纪初某一年，我曾去《诗刊》社找我的同学，顺便拜访她，虽是初见，她对我并不陌生，十分亲切，还跟我说了几句玩笑话。据我在《诗刊》社工作的同学言，她还知晓我个人成长经历中的一些事。更难忘的是，我当年在小学时就读她的诗，大学时代对她写江南的一组作品十分迷恋，不知读过多少遍。而现在，这样一位刚退休不久，正当盛年的诗坛重要人物忽然离世，怎不叫人太难以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写了一篇悼文《雨水消逝了，星星在闪烁》（题目亦来自她的诗句），向这位对我有过帮助的诗人献上一瓣心香。

物伤其类恐怕是人的一种正常反应。我有时听到不相识的诗人辞世，都要惆怅半天，总想弄清何以如此；不仅对于中国诗人，就是远在天边的异域诗人，噩耗传来，也让人沉痛无比，有时甚至有一种类似焦虑的不能为怀。比如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诗人”布罗茨基1996年去世，年仅五十七岁，消息传来，全球诗人同悲，我也有好几日感到郁闷不已，最后还是写了一首较长的诗歌《挽布罗茨基》，方觉平复了一些。

所谓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正是对这种物伤其类情感的体会，使我感觉到：诗人似乎真是一个特殊的种族，在这个种族里，所有的诗人都是亲人，都是兄弟姐妹，手足之情殷殷。每闻凋谢一叶，如缺失了自己生命的某一部分。我不知其他职业的人士是否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做一名诗人是幸福的，是值得的。

写到这里，我要向天下所有的诗人亲切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