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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0世纪最初的日本 百年前的留学（第1页）

320世纪最初的日本百年前的留学

晚清时留日是个很热门的选择，读者尚记否前一章提到盛宣怀在上海办南洋公学的事情？盛宣怀是个稍微有点倒霉的人，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他任邮传部大臣，下令铁路收归国有，所以名声搞得有点不好。不过这个人办了很多实事，留学日本学生的选派方法，就是他在1898年上奏的。早在1891年其实康有为就提出了留日这件事，只是到施行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从1896年第一批清政府官派13名学生留日，到李叔同赴日的1905年，留日学生人数的增长可谓蔚为壮观。

晚清留日可谓起步晚发展快，郭沫若在早稻田演讲的时候提到，自1896年到当时十余年的时间里，留日学生据他目测大概30万是有的。郭沫若的目测也果然只是目测，30万这个数字听上去实在有点吓人。如果保守估计的话，到1937年，留日学生5万人还是有的。另一个数据听上去可能更加霸气点，中国近代留日总人数是留欧美人数的两倍！[1]

当时留日其实是很容易的，又不用雅思托福GRE，只要肯掏钱，随意留。这也使留日学生鱼龙混杂，很多人东渡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取功名和革命反清。钱钟书在《猫》里冷嘲热讽地说“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陈天华当年就无比痛恨这一点。留日几乎说不上是门槛低了，简直是没门槛，当时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聚集在宏文学院，专门补日语。你能想象六七百中国人聚集在宏文学院补日语是怎样一种盛况吗？他们当时最经常用的语言说不定是浙江话。

郭沫若当年在早稻田演讲的时候看上去十分风光，事实上徐志摩在日记里也记载了1923年的一天与胡适、朱经农一起拜访郭沫若的事。“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敝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徐志摩还感慨说：“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所以说文人日记出版对文坛一溜人来说还是一件挺尴尬的事情。按理说郭沫若怎么算也能算上个海龟，如何到这般地步。其实放眼看现在的很多所谓的海龟，就是奔着个留洋经历去的，比起郭沫若的经历也好不到哪儿去。

相比于留欧美来说，留日派真是寒酸得可以。留欧美的学生多是因庚子赔款去的，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选拔考试，本身去的人要么是家境良好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要么是家境一般但成绩非常厉害的，基础扎实学习勤奋刻苦，学的多是理工农医，拿了博士学位回来。相比之下留日的学生学的多是文科，政法是十分时髦的，而且很多进的还是速成班，进正儿八经的大学的本来已经是少之又少，很多又拿了一个学士学位就回来了。所以留欧美派与留日派归国后的待遇就可以想象了，“据1945年联大学生编《联大八年》纪念册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留日的只有3位”[2]！

这样来说留日学生为什么具有那么强的革命性就不难理解了。国内革命者因路途近而逃亡日本，本身日本也处于变革之中，还有欧美派对留日派颇不以为然，留日派的反抗几近于本能，诸多原因使留日的学生具有极强的革命性。爱学习军事政法，爱翻译西方书籍，爱办刊物宣传革命思想，不爱做理论研究技术突破把博士拿，这就是留日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