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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光先生二三事（第1页）

林光先生二三事

北京朝阳区的名刊《芳草地》杂志接连发表了两篇怀念林光先生的文章，让不太了解这位著名翻译家的读者知道他的生平与业绩，我读来直觉传神写照，令人感念。

我在得知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原本写过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也是回顾他的人生履历，更涉及我们之间交往的一些片段，尚待整理发表，倒是又想起我所了解到的他的另外一些经历。

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他却从宝岛来到大陆一心求学，所以长期未获组织上的信任，乃至被打入另类遭受歧视，直到不惑之年仍孑然一身。

可以想见，他虽然无悔于他的选择，但也是有很强的思乡之情的。当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知识分子处境开始改善，他也动了返乡探亲之念。1979年，也就是他50岁的时候，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他向组织提出申请并获得了批准，毅然独身前往香港，等待机会与台湾亲人会面。后来，他在一篇怀念他的上级领导陈羽纶先生的文章说道：在香港，我寄住一位印尼华侨家，其时他的家庭发生了纠纷。我是外人，感到很为难，又没法搬往别处，就将我的困难和苦恼，写信告诉朱谱萱先生。朱先生接信后就把我的困难转告陈羽纶先生和另一位领导，希望他们给我可能的帮助。没过几天，我忽然收到陈羽纶先生的朋友罗宗明先生寄来的一封信，附着一张二百港元的支票，说是陈羽纶先生嘱托他办的。

此后，罗宗明先生经常跟他联系，尽可能予以照拂，还带他去各处游览，登山俯瞰全港，品尝当地美食。到了这年十二月末，又给他送来一件毛衣，临别，还让夫人给他包饺子饯行。

林光先生在港逗留大约半年之久，他一直没有等到亲人前来相会，当时台湾尚未解严，两岸交往困难重重。

林光先生盘缠用尽，只得靠打工挣钱为生。前后找了几份工作，都觉得所获无多，转而去一家电镀厂做工。电镀工种为有毒行业，会对身体有损害，所以工资略高些，每月报酬不但足够度日，还有节余。

我听他讲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颇惊异。我没想到，他欲与亲人见上一面竟如此艰难，简直有点像浪迹漂泊于香港的意味了，备尝艰辛与人情冷暖。但我尤其没想到，他在港期间还与金庸先生有过一点联系。那是我在林先生过世后，上孔夫子旧书网搜寻他早年的译著时，偶然发现网上还在拍卖金庸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大意是讲，他（金庸）收到了林先生的一封信，知悉林先生对他主持的《明报》上的几篇文章提出了批评（或是指出了某处错误——我记不清了），他认为林批评得很对，很感谢，并表示林先生如果还在香港待一段时间，希望有机会见上一面云云。此信当然是用旧时书信的书写格式写的，约两百字。可惜我当时文献意识不强，没有用笔记录下来，而今再在网上搜索已杳无踪迹，不禁深以为憾。但这内容却是深印我心，我对林先生那种在近似流浪的状态下仍不忘读书阅报、用心学习的精神，极为敬佩，对他在文字和学术上的一贯的“较真”精神更是钦敬不已。

林先生在困难的环境下自学西班牙语，后来成为一名翻译家，其中所经历的艰辛可谓难以罄述，他也由此养成在文字上的精益求精作风。他一生独译和与人合译的书籍有多种，早年还自学过俄语，也出版过译著。但他译得最好、最有名的是诗人聂鲁达的回忆录。中文版在上海出过两个版本，我给他写过一篇书评；后来，该书在台湾出了繁体字版，印得极其漂亮。在此书出版前，林先生做了部分修改，尤其是将中文版当初删节的一小段文字补齐了。

他跟我说过，这一段文字是讲聂鲁达在访问中国时与中国的领导人们会见，其中在一个场合，人比较多，而有人送了宋庆龄先生一只小盒（里面装的是珠宝），而转眼小盒子不见了，宋庆龄先生用锐利的眼光在周遭搜索，最后落在聂的身上，聂感觉颇有些不快。为了照顾读者对宋的感情，林光将这段文字从简体字本中删去是审慎的，也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这恰恰反映出宋庆龄先生的机警与凌厉的一面，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感受她的风采。

繁体字出版以后，林生生问我要几本，我大概要了三本，自己留了一本。其余都送给了朋友。

林先生出版这部繁体字本聂氏回忆录，他也跟我谈起过其“缘起”。我记得他说是台湾远景出版公司的老板沈登恩先生主动联系到他的（似乎是沈先写信到林的工作单位商务印务馆，然后来京见面商谈）。沈问林先生有什么要求，林先生说没什么要求，就是要出得漂亮；可以不要稿酬，全部换作样书也可以。沈说样书要多少都可以满足，但稿酬一定要付。后来大约就是这么办的。其时，沈登恩先生在大陆图书界已颇有声名，我也跟林先生谈到他。

但不久，沈先生即因病而英年早逝，我和林先生都深表惋惜。又隔了一两年，林先生报了去台湾的旅游团，得以重返台湾。此行一是回到新竹，匆匆瞻拜了一下父母的墓茔，一是在台北拜访了一次远景出版社，会见了沈老板的遗孀（叶丽倩女士），并买了十几二十册《聂鲁达回忆录》。

叶女士与她先生一样，坚持不收书费。但林先生回到北京后仍觉得不安，便托我打听，是否有便人去台湾或台湾是否有人来，好把书款捎给叶女士。我还真找到了台湾来我这儿出书的一位同样姓林的朋友把这事落实了，为此我还跟叶女士通过一次电话。当这位姓林的朋友再一次来京，林先生还特意请他和我吃了一次烤鸭。今日回忆这事，不仅是感受林先生的古道热肠，也是见证两岸图书交流的一段小小的佳话吧。

林先生的这部译著在台湾还获得了一次“读书人奖”，林先生将奖杯抑或证书照了照片送了一张给我，我收藏在一本什么书里，可惜写作此文时已找不出。这个奖是2003年前后颁的。

到了2010年前后，北京新经典文化准备再版聂鲁达的这部回忆录，林先生再一次对译著作了修改。“新经典”

让他选择要版税还是一次性稿费，他还曾经问我他选择哪种好，我讲了讲自己的看法，他表示首肯。对于这本回忆录，他一直不太喜欢大陆别的译者将书名译作：“我承认，我历尽沧桑”，跟我说过多次：“什么叫我承认……，仿佛是向什么人低头认罪似的。”这是我唯一与林先生的看法有分歧的地方，我还是认为“我承认，我历尽沧桑”，这个书名好，“我承认”有“不得不认为”“我不想承认，但还是得承认”之意，有一种看似谦逊，实则自豪（以自己经历丰富而自豪）的感情在里面，很见风神，曲折多姿；但是我无法说服这位耄耋老人。最后，新经典出版的书名是“我坦承，我历经沧桑”，我觉得这是一种双方商讨辩难最后取得的折中的结果，但是这个名字似乎更糟糕，甚至不如“白首话沧桑”，然则，奈何？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执着的、对文字一贯精雕细琢的译者。

现在，先生“长已矣”，然而我对他的回忆却好像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