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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这个女人本是个地主，他自己是个历史教师，过去给她儿子做家庭补习教师，然后和这女人好上了，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一位德国男爵，去歌剧院谋生，他们两个生活得十分融洽，虽然她的前夫想方设法要破坏她的生活。

“你是干什么的?”他再次问我，“哦，做面包的，是个工人。奇怪，怎么不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问话听上去有点不知所措，他用一种受过打击的人的眼神不信任地看着我。我简单地谈了自己的历史。

“原来是这样!”他低低地喊了一声，“噢，原来是这样呀!”这时候他忽然变得活泼起来，问：“你听说过《丑小鸭》的故事吗?你曾读过吗?”

他的脸变得歪扭，他气愤地讲述起来，那不自然地发出的声音让我感到惊异。“这个故事很动人!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曾幻想过，我是不是也会变成一只天鹅?可是如今，看……我应该进神学院的，却读了大学。我的父亲是个神父，与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曾经在巴黎研究过人类的悲剧史，进化史。是的，我还发表过文章。噢，这所有的一切到底是怎么搞的……”他吓人地跳起来，然后坐到椅子上面，静静地倾听一会儿里屋的动静，接着又向我说：“进化是人们发明出来的欺骗自己的说法!现在的生活本是不合理、没有意义的。倘若没有奴隶制度，就不会有所谓的进步，没有大部分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就不会进步。倘若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轻松自在，减轻劳动强度，那只会让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劳动也更加繁重。工厂与机器的作用就是为了不停地制造一架架的机器，这简直是件蠢事!这样，工人会愈来愈多，但是只有生产粮食的农民才是不可或缺的。粮食，这是一定要通过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全部东西。一个人希望愈小，他的自由就会愈多；希望愈多，他的自由就会愈少。”

或许，这不是他的本意，可是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思想正是由他嘴里说出来的，并且说得是这样尖锐，这样坦率，这种怪论邪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激动地尖叫一声，立即用胆怯的眼神望一下里屋的门，听了一会儿动静，里面没有任何声音，接着又近似愤慨地低声说：“要知道，每个人需求的其实很少，一块面包与一个女人……”接着他用一种神秘的低声、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词儿与从来都没有读到过的诗句谈起女人来——他忽然间变得有点儿像小偷巴什金了。

“贝雅特里齐、菲娅美达、劳拉、妮侬，”他小声向我讲述了几个我不熟悉的名字，讲述了一些在恋爱当中的国王与诗人的故事，读了几段法国抒情诗，读的时候还用纤弱的、**到胳膊肘的手合着拍节。

“爱情与饥饿统治着世界，”我听见他那炽热的低语，不自觉地想起这是一本革命的小册子《饥饿沙皇》书名底下的副标题，这让我感到他的话更具有很深远的意义。

“人们追求的是忘却与享乐，但不是知识!”这种想法让我十分惊讶。

清晨我走出厨房的时候，墙上的小挂钟刚六点过几分。我在灰濛濛的雪晨雾之中跋涉着，听着暴风雪的怒吼，想到那个受尽无限磨难的人发出的愤怒的尖喊，马上感到他的话仿佛卡在喉咙里，让我觉得窒息。我简直不想回面包店的作坊去，不想看到任何人，接着任凭身上积起很厚的雪，在鞑靼区的街头不停地徘徊，一直逛到天亮，满天的大雪里影影绰绰现出路人的身影。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那个历史教师，再说我也不想再碰到他。可是以后的日子中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不会得到益处。这么说的有大字不识的云游四方者、四海为家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还有具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讲这类话的，还有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与新活力论派的生物学家还有其他许多人。不管怎样，这些思想如今听起来不像以前那样让我无法理解了。

看，大概两年以前，在第一回听见那位教师说起这个话题以后过了三十年，我忽然从一位熟悉的老工人嘴里又听见几乎用一样的话表达的那种思想。

有一日我与这位老工人随便地交谈，经常苦笑地自嘲为“政治老油条”的他用一种仿佛仅有俄国人才有的很直率的口气向我说：“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我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对我而言科学院啦、科学啦、飞机啦，全部都跟我毫无关系!而我仅仅只需要一个宁静的角落，还要一个女人，让我随时可以亲吻她，而她只要心灵与肉体上都属于我，这就可以了!您是喜欢用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的，您已经不和我们是一路人了，您已中了毒。在您看来，思想高于一切，您是不是和犹太人一样，觉得人是为安息日而活着呢?”

“犹太人并不这么想……”

“鬼知道他们怎么想，这是个叫人感到奇怪的民族。”他自己答道，随手将烟头朝河里一丢，并一直望着它漂去。

月光如洗的秋夜，我们坐在涅瓦河岸的花岗石长凳上面，我们两个因为白天一整天的紧张奔忙而搞得疲惫不堪，可是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枉然。

“您和我们待在一块儿，可是和我们不一样，这就是我要说的，”他接着一边思考一边悄声说，“知识分子都不安分守己，他们世世代代就爱组织党团胡折腾。正像基督这个空想家为了大伙儿都上天堂瞎闹腾一样，一切知识分子也这样为实现乌托邦乱闹。一个疯狂的幻想家闹起来，那些社会渣滓、无赖、恶棍立即就一哄而起和他一块儿闹。他们这些人全都对政府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看见生活里不曾有他们的位置。至于工人起义那是为了革命，他们要争取劳动工具与劳动产品的合理分配权。当他们彻底夺取政权之后，您觉得他们会同意建立国家吗?不管怎么样也不会的!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各奔东西，为了自己的安全，每个人都会做鸟兽状散去……”

“您想说机器吗?机器会将我们脖子上的绳套勒得更紧，把我们的身体束缚得更牢。不错，我们需要的是减轻劳动强度。人们都愿意过安静的生活。工厂与科学都不会给人带来平静。事实上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我只需一间很小的屋子，那我为什么劳民伤财去建一座城市呢?城市中人们住得很挤，并且有自来水管道、下水道与电灯。如果没有这些，想想看，那生活过得将是多么轻松!确实是，我们有好些多余的东西，这都是知识分子弄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利的群体。”

我曾说过，世上不会有人会和我们俄国人这样全盘否定活着根本就没有意义。

“俄国人的思想是自由的，”与我交谈的人微微一笑，“可是您不要生气，我能够肯定，我们千百万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是不说出来罢了……生活应该简简单单，那么生活就会让人们感到更亲切……”

这位工人向来都不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也从来都没有过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我对他的思想发展史了解得很明白。

在和他交谈以后，我不自觉地琢磨，莫不是千百万俄国人确实仅仅因为心底中怀着从劳动里解脱出来的希望而情愿历尽革命的千辛万苦?付出最小的劳动，得到最大的享受，这说法就像所有难以实现的空想、种种乌托邦一样充满了**力。

这时候我想到了亨利克·易卜生的一首诗：

你们说我变得守旧。

我依旧我终生不改，

绝不充作爪牙走卒。

重来，我做你全部。

我承认的唯有革命，

绝不可以欺骗讹诈，

唯有成功者的荣耀，

好似创世纪的洪水。

彼时撒旦也会上当，

方舟挪亚变成独裁。

大家一齐重新努力，

既做勇士又当说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