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房东太太的屋子里有哭声,声音断断续续,细微而且谨慎,像猫的脚步,又像初学二胡的人不敢发出声来,怕别人听了笑话,所以顿顿挫挫,十分小心。我打开门悄悄凑过去,侧耳倾听,似乎只有她一人。她为什么要哭呢?我轻轻敲了一下房门,门开了,房东太太手掌还在脸上抹着泪水,她平息一下情绪,说道:“怎么了?这么晚还不睡觉,明天不是要上班吗?”
我说:“我睡不着,上您这来坐一会儿。您怎么还不睡?”
房东太太将房门全部打开,把我让到里头坐下。她连鞋子都没脱就双腿盘坐在炕上,她的脊背依然弓着,双手自然地搭在膝盖上。在灯光的照耀下,房东太太显得格外安详,只是她脸上闪烁的泪痕教人心疼。兴许是想起了伤心的事情,所以禁不住哭了起来。
我是不好直接询问缘由的,那样不但会使房东太太更加伤心,而且会使原本尚存的勇气退缩回去。
在房东太太还没搬回来住之前,我对她的事情是有所耳闻的,但那些都是通过方大爷传达出的信息了解到的。虽然方大爷拿我当自己人看待,可是我对他的话总要细细琢磨一番,掺了假或者言过其实肯定不能全信。然而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房东太太一共有过三次婚姻,而且每一次都刻骨铭心。
一开始,我们只说些舒畅的话,房东太太的脸上渐露笑容,她的笑容很容易就能分辨出真假。因为她不会掩饰,或者说不会勉强。我能看出,房东太太已经把刚才使她难过的事情抛在脑后了。
没过几分钟,她突然皱着眉头,问:“你多大了?”我如实回答:“二十七岁。”房东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刚才还贴在脸上的笑容这会儿又被撕了下来,她惆怅地盯着地上严丝合缝的砖块,游离的眼神飘忽不定地从一块砖头移到另一块砖头上。我细声细语地问道:“怎么了?您是不是有心事?”我自然看不到房东太太内心的伤疤,但我能察觉到,她方才肯定在为自己的孩子痛哭流涕。
房东太太缓缓地抬起头来,表情变得平和,脸上的泪痕也已经消失不见。她慢条斯理地对我说:“我的儿子应该比你大不了几岁,只可惜啊,我是没有福气再见到他了。”
我眉头紧锁,毕恭毕敬地问道:“怎么,他不经常在您身边吗?”
“倒也不是,他要是不常在也算好的,可他从来就没在过。自打他八岁那年就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他只有爷爷和奶奶,就是没有爹和娘。”
我稍稍正了正身子,眼睛直直地钉在房东太太的身上。看样子她是想说点什么。我继续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您给我讲讲吧,我不大明白您的意思。”
在她开口之前,她的一生就像一幅晦涩难懂的印象派画作,我眼前摆着的只是一堆色彩,然而她已经决定将这些色彩背后的隐义向我解释清楚。她大概从我懵懂而充满期待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些端倪,于是正襟危坐,准备将自己不平凡的大半生遭遇和盘托出,并且毫无保留地倾诉给一个偶然闯进她家院子的人。
房东太太生于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剿匪战争、世界气象组织成立、中缅建交以及抗美援朝。每一个事件都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农村的境况已经渐渐尘埃落定,人们从战争的恐慌中慢慢安定下来。唯一值得大家茶余饭后谈论的不过是些家长里短,虽算不上关乎生计的大事,但也能聊得不亦乐乎,并从中得到与众不同的兴致与乐趣。房东太太的出生在当时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邻居甚至纷纷前来一探究竟。
那天,窗外下着瓢泼大雨,房东太太刚刚落生。她的父亲一把将她从医生的怀里抢过来,他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闺女,用他粗糙而坚硬的手掌在她稚嫩的脸上抚来抚去。幼小的生命在他强有力的胳膊上托着。一切都是崭新的,她舞动着手脚,像是要和这个世界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后来她的父亲又去摸她细嫩的小手,摸着摸着就感觉不对劲了,定睛一看,她的右手竟然多了一根小拇指,就像参天大树拦腰长了根树杈,极不协调。大家一片惊慌,问大夫这是怎么回事。大夫忙解释道:“跟我没关系,问我有什么用。”
当时,房东太太被十来个人疑神疑鬼地盯着,她觉得有趣,就兴奋地举起小手,她的家人脑门上顿时冒出了冷汗。既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法,那么只有让它这样长着,等她岁数再大一点儿,叫医生做手术把第六根手指拿掉。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向房东太太的右手看去,明明是五根手指。她见我偷瞄了一眼,便笑着说:“手指头是没了,可惜没有做手术,是被人掰断的。”我惊愕地张着大嘴,头皮一阵发麻,仿佛那种钻心的疼痛忽然从我的手指上生出来,然后直冲我的大脑皮层。
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房东太太的第一次婚姻里。
1970年,房东太太嫁给了邻村姓赵的一户人家。赵家原本是名门望族,后来由于其地主成分,土地改革时期,房屋田地被没收了。起初,人们对他们家恨之入骨,时间久了,赵老爷慢慢地重新获得了大家的尊重。他带着妻儿老小下地干活,每天挣的工分总是最多的。再后来,他家也分到了一些土地,生活这才稍稍好转起来。房东太太嫁到赵家是她父亲的意思,她没有丝毫反抗的权利,只是她的丈夫赵一——赵老爷的儿子,天生是个懒惰的人,就像拉磨的驴子,必须有个人牵着或是拿鞭子在一旁时不时抽两下,否则就会趁机偷闲躲静。赵一打小过惯了好日子,那段经历是他变懒的根源。他不像赵老爷,一点都不识时务,只念着过去的快活日子,却不晓得过去无法再回来。
房东太太嫁过去以后,家里的境况便大有改善。她是个勤快的人,从操持家务到下地干活,样样出色。只可惜,三年过去了,她也没能给赵家添上一儿半女。赵一讽刺她说:“多根手指头,活儿比老爷们都能干,就是生孩子的时候用不上。”或许是碍于面子,房东太太很少出门,闲了就在家纳鞋底。炕头的老橱柜里存了满满当当一柜子。刚嫁过去的头两年,赵一闹得最凶,不顺心了就把火发到房东太太的身上,顺心了也要找她的麻烦。
赵一一直对自己没有儿女耿耿于怀,而这些一定是要归咎于房东太太的。他对她正颜厉色,在外人面前也毫不避讳。他说房东太太是扫把星,娶了她是自己倒了八辈子的霉。面对赵一的辱骂,房东太太往往毫无辩解之力,只要说话就会挨一顿毒打。
日子渐渐溜走,人们似乎忘记了房东太太不能生育这件事。她自己也早已习以为常,说便说,打便打。赵一终归是个懒人,后来他连房东太太都懒得打了,他对房东太太说:“打你我都嫌自己手疼。”但是每次想起这事,他总要语带讥讽地哭丧着脸嚷嚷:“我那可怜的儿啊,你在哪里呢?”
“文革”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赵老爷死掉了;另一件事是房东太太的父亲被斗了。赵老爷的死是自然现象,他早年享尽荣华富贵,而后受尽清贫疾苦,晚景虽差强人意,但也算是善终了。赵老爷闭眼之前,把赵一叫到身边,他告诫赵一:“以后不可以再吊儿郎当的了,如果再这样下去,非但受旁人鄙夷,就连自己的老婆都要瞧不起了。”赵一听不懂他爹的话,因为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无所事事的浪**公子,况且现在都是穷人,谁也不比谁强多少。虽心里这样想,可他嘴上还是恭恭敬敬的,毕竟眼前寿终正寝的人是他自己的父亲。
房东太太痛心地向我形容道:“你别看他假模假式的,其实他就是想尽快把老爷子送走,自己主自己的事儿,没人再管他了。”
至于房东太太的父亲为何会被斗,她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
她只记得,父亲胸前挂着木牌子,上面写着几个潦草的大字,然后就被带去游街了。然而到了这会儿,赵一的眼睛里又容不得沙子了。于是,他硬要房东太太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并且朝她就是一顿毒打。房东太太被这莫名的罪过惊出一身冷汗,她捂着脸,号啕着冲他的胸口撞了过去。赵一被顶翻在地,他捂着屁股骂她“疯婆子”。房东太太也不甘示弱,回了句,“赵一你混蛋。”
“我怎么混蛋了?”赵一火冒三丈地说。
“那你证明你自己不是混蛋我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