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太阳是灯,把灯关了,就是黑夜。
屋子里突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窗外的月光渗进来,房东太太凭着记忆摸向柜台,她的双脚就像砂纸一样打磨着地面,自下而上发出“嚓嚓”的声响。我坐在一旁纹丝不动,房东太太安慰我:“稍等一下啊,我这就把蜡烛点上。”我焦急地等待着光亮再次来临的瞬间,同时又担心房东太太会摔倒,于是乖乖地坐在原地。我默默地数着房东太太的脚步声,稍稍有一丝停顿,我的心就像被揪了一下,立刻紧张起来。
最终她还是将蜡烛点上了。我就着微弱的烛光顺着刚才的脚步声看过去,柜台底下放着不起眼的一包蜡烛。我抱怨道:“都什么时代了,怎么还会停电呢。”房东太太通情达理地说:“保不齐会出点问题。也许是线路烧了,或者变压器跳闸了。等等吧,一会儿就会送上的。”
电灯熄了,蜡烛着了,温度仿佛一下子降了下来。我的脚在瑟瑟发抖,身体中的热量也在慢慢地被抽离出去。我的双手往袖口里缩了缩,双腿并拢,脊背微微弓下去。房东太太见状急忙将捣灰的盖子打开,煤块中瞬间吐出一条火舌,她把水壶放回去,炉膛里发出雷鸣般隆隆的声音。火在激昂地歌唱,水在策划一场战争。
我不好意思地说:“不用打开,没事。”
房东太太笑了笑,默不作声。
光是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假如彻底失去光明,人类也将陷入无尽的痛苦。
夜已经深了,几只兴奋的狗还在隔空对话。除此之外,一切都是黑的。昏黄的烛光抵御着夜色的侵扰,摇晃的身躯带有一丝胆怯。甭说风在捣鬼,只怕那低语的人呼吸再强些,都可以把蜡烛吹灭。窗户将外面的世界裱成一幅静谧的画,画里有树在招手,有月亮在微笑,还有听得见的犬吠声。屋内的门关着,这样既安全又保暖,炉火上水壶在凄厉地惨叫着,添一些凉水,终于消停下来。房东太太的身影在墙上难以捕捉,可她纹丝未动。也许是她的话招惹了那根烦闷的蜡烛,所以想制造出一些动静来。
房东太太客气地问我:“小伙子,困了吗?你要是困了就回去睡吧,明天我再把剩下的讲给你听。”我不假思索地说:“不,我要听完。”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表,十一点整。按照往常的规律,房东太太此时早已睡下了,可是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时间被好奇心占据、被故事的延续**,更被微带凉意的温暖包裹着。我心想:接下来还能发生什么呢?仿佛世上所有的灾难都已经在这个苦命的女人身上发生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简单的话,房东太太也不会打算另挑出一段时间来给我讲,或许她会用一句或两句话简单带过,然后作为结束语告诫我,一定要好好生活。
那么我的期待也将会大打折扣。
房东太太往水壶里添了一些凉水,屋子里立刻安静下来。我将目光重新移回她的身上,她毫无倦意,在烛光下反而显得更加精神矍铄。
她告诉我,她的第三次婚姻要从创业开始说起。我惊讶地叫了起来。
房东太太笑着说:“你可别小瞧我们那个时代,农村人晓得光靠那一亩三分地发不了家,所以都在往外走。”
“可是……”我刚要说话,又觉得有失礼貌,所以干脆闭上嘴。
其实她早就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吃惊,但她故意不作解释,她害怕过多的说辞会使我羞愧,于是话锋一转,房东太太说道:“说是创业,只不过是开了个小小的面馆而已。”
房东太太说:“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死了丈夫,儿子不在自己身边,总得找点事情做。总不能像二十多岁的时候,跟着父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父母都六十多了,干不动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诚恳地点了点头。她继续说道:“当初在县城开面馆的时候,没有人帮忙,什么事都要自己操心。不过多亏了在维修店里干的那几年,觉得开个面馆要轻松得多。不用起早,稍带点晚也撑得住,就是让热水多咕嘟一会儿的工夫。”
一开始效益并不好,后来生意慢慢红火了,来她这里吃面的有小商贩、工地打工的、公司上班的,政府领导也来过。后来房东太太攒了些积蓄,便要把她的父母接到县城住。父母说他们老了,哪里也不想去了,就是死也要死在这片土地上。她知道老人爱寻根,也就不再强求。
1990年夏天,房东太太的第三任丈夫——方平信第一次走进她的面馆。
时至今日,方平信给她的第一印象仍然记忆犹新。她向我这样描述:
“他刚一进面馆,就差点打翻了我辛辛苦苦做好的一碗热汤面,完全像个愣头青。他当时带着老款的近视镜,镜框大得像要包住整个脸盘。他的头发浓密地铺在头顶,也看不出究竟是几几分,像是从一侧拢到一侧。他的白衬衫肥得要命,在空中晃来晃去,像极了蒙古族的服装。
“他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的样子,实际上已经五十了。当然,这是在我们认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的。一开始,我只是觉得他与众不同,却不知道他具体哪里不一样。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男人斯文到他那种程度,这一点就连魏东都望尘莫及。出于好奇,我开始和他东拉西扯地谈起话来。他并不是一个慢热的人,说话直爽但不失分寸,像是从教科书里走出来的人。他很爱说‘但是’,好像转折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他在县文化局工作,比我大十岁,是个名副其实的干部。我曾经问他,你们单位有食堂,为什么喜欢吃面?他说食堂里气氛不对,他宁肯自己掏腰包来吃一碗面,这样踏实。后来因为一篇稿子他被调到了市文化局。不过那都是后话,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和他在一起了。”
后来房东太太又回忆起两个人从相识到结婚的过程,她说:“有一天,店里生意不好,就他一个人。我在他对面的桌旁坐着,他问我,怎么不见我家男人。我说,男人出车祸死了。他叹了口气,然后继续吃他的面。不一会儿,我问他你家里那位是做什么的?他抬头望着我,许久不敢发声,等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他又突然给出了答案。他说,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记不得了,可能是外面有了更好的依靠,所以离了,留下个不省心的女儿,天天闹腾。我刚要安慰他,他却说但是也没什么不好的,跟我过是两个人受苦,离了就是一个人受苦。爱人想走,拦得住吗?拦得住人也拦不住心。我觉得这话挺对的。当初我和赵一被人强扭在一起不也没走到最后吗。
“就这么一来二去过了半年。有天傍晚,他突然跑到我面前对我说,要不咱俩凑个家庭吧。我把他骂了回去,骂完之后我就后悔了。我反复回想拒绝他的理由,竟然一个也没有。我对自己说,你看看你,图个什么?
“兴许是被吓到了,他好久都没来店里。我当时还在想,要是哪天他再来了,我一定要对他好点。结果他一直没有出现。
“直到几个月以后,当时我都快把他忘记了,他却又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我有点不知所措,但还是很友好地请他坐下,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跟个木头似的盯着我,既不打招呼也不说吃什么。等午饭时间过了,人都走了,他才开口。他说,他没来这几个月其实是去市里了。
“我说,然后呢?
“他说,他在市郊区盖了一所房子,新的,家具都摆好了,就差我了。
“我第一次脸红,不知为何莫名其妙地害羞起来,不敢抬头看他,其实那一刻我非常想看看他。我想仔细确认一下,但我不知道该确认什么。最终我还是点头答应了。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完全不像是五十岁的样子。
“四五十岁的人说要在一起,其实就为了图个踏实。他不藏着掖着,我更没什么好掩饰的。遇到问题,也理性得多。
“他迫不及待地想把我娶过门。他说,我家长健在,而他家长早就没了。我们俩这个岁数,见不见家长不重要,只要觉得对方能踏实过日子就行。搭伙做伴,走完下半生吧。
“我回家争取了父母的意见,父母回答,没意见,结吧。他回家争取了女儿的意见,他女儿却说,意见大了,但你们不照样得结吗。
“是,我们照样结了婚。
“婚礼当天,他在县宾馆摆的酒席,来的大多都是干部,某局的局长、某科的科长、某某局的副局长和某某科的副科长。感觉不像是婚礼,更像是领导会餐。我的父母没有出现在婚礼上,这点我能理解。别人问起来,我和他统一口径,就说父母正在农村宴请另一帮家属,以后有机会再专程答谢各位领导。
“婚礼上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说客套话,谁也没真喝多少酒。毕竟他是二婚,我都三婚了。
“刚刚结婚没多久,他就被调到了市文化局工作,我也就自然而然地跟着搬进了现在这所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