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名人
我写了一些记述我所见到的名人的文章,虽然都没有什么深交,有的只见过一面,但这并不妨碍在我心中留下较深印象,原因就是之前就多少有些了解的。
在京城里生活,接触名人、遇着名人的机会自然比较多,可惜我深居简出,这样的机会也就很少。那些政界、影视界名人不必说了,就说作家吧,即便自己几十年来一直在写作,因为没有勇气去登大雅之堂,跟文坛和坛上那么多的名人也就距离遥遥。所见到的不过是生活中随意碰见的,这对于我反而有了一种意义,因为这似乎算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之所以未能免俗而有勇气把只见过一次的名人都记下来,是因为受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鼓励。马尔克斯年轻时在法国当记者,有一天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上散步,忽然认出他所崇仰的大作家海明威——他虽然有些“未老先衰”,“但是在一个个旧书摊前和巴黎索沃纳大学青年学生的人流中却显得那么朝气蓬勃”,一时感到莫名的欣喜,如遇男神,遂向他打招呼:嗨,大师!大师知道是在喊他,也做了友好的回应。就这么一次简单的相见,就让马尔克斯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文章。确实,这是一次美好的邂逅,想想看,这也可以说是两颗巨星走到一起,光华璀璨,可谓千载一时。
我和我遇见的名人,当然还不能与此类比,首先是我就至今籍籍无名。但那些名人毕竟也算秀出众人,我也早就读其文、知其名,碰见了,便如见故人,心中多少有一份敬意的,自然也颇愉悦,觉得这一天比寻常的一日要多一点光色,多一点意义,甚至值得将来回忆,所以我不惮其烦地把它记述下来。
可惜的是许多名人,我真的只不过是与之打个照面,最多也不过一握手而已,对于他们的成就也不是太了解;就是与之谈过话的,也不记得谈的是什么了,自然无法单独为他写一篇文字,只好放在一起作一次综述,也可以说是“以志不忘”吧。
近来读《清园文存》,从所附学术年表里看到有一行文字:1988年5月在芜湖主持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这使我想起我也曾参加过这次盛会。当然我是在老师的催促下去旁听的,我的身边还坐着我尊敬的在学术上有造诣的潘老师。好像那天是开幕式,主席台上坐着几位名学者,其中就有王元化先生。那时我似乎并没有读过几篇清园著作,但其名声之著我是知道的。
我不记得那天是否听到先生讲话,更不知道他是否讲学术界在讨论中要提倡容忍不同意见——这也是记载在先生的年谱里的,我倒是特别想真切地看一看这位清园大师。似乎模糊地看见一位清癯的老人十分端正地坐在一排先生当中,而这时我身边的潘老师不知听到了什么,忽而会心地大笑,忽而热烈地鼓掌,在我看来这不像是完全同意,倒仿佛有点喝倒彩的意味,我知道潘老师素有一点反潮流的精神,这倒合乎我当时的心态,便也跟着鼓起掌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减少我对于清园老人的尊敬;我实在没有想到仅一两年后,我会报考文艺理论研究生,而且考上以后,读的第一本专业方面的书就是王元化先生的《文学沉思录》,更没有想到,一读就入了迷,尤其是其中的《韩非论稿》《龚自珍思想笔谈》,如饮醇醪,至今仍推荐给人阅读,从此每遇其片言只语也都不轻易放过。如果我有预知的能力,那次会上,我大约会靠近些看看先生,甚至散会时赶到先生身边问候一声、跟他说一两句话也不一定哩。
正是在这次芜湖的会议上,不,应说是会下,我遇见了参加会议的著名诗人曾卓,并去他住的宾馆拜访,请他题了词,告别时,在校门口的山坡上遇到了几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在散步。曾卓向我一一作了介绍。我只记得其中有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好像他正与夫人携手并立或者说是相互搀扶而行,身体、面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俊朗。我知道他命途坎坷、历尽沧桑,我只没想到不到花甲的他已经发苍苍身颤颤,不禁让人感叹岁月之磨人!我同样没想到我很快就要拜读他的名著《美是自由的象征》,以后还会读到《寻找家园》,体会漂泊海外的他寻找精神归宿的空漠与苦涩。
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给我一个好的印象是那时的图书业还算比较兴盛,每走过几条街巷总会看到一些书摊,不时还会有书市举办,甚至连一般公园都会有类似的活动。我记不得具体是哪天在什么公园里,也正举办图书销售会,我正好路过便跑去凑热闹,想淘几本书。
随潮汐般的人群**来**去,忽然转到一间独立的平房前,撞见十来个读者正虔诚地捧着书到一顶凉伞下找作者签名。再一看,签名桌前坐着两位女士我都“认识”。一位是著名的演员兼作家黄宗英,一位是刚刚爆红的作家毕淑敏。黄宗英发在《人民文学》上的《小木屋》我在上中学时就读过了,很钦佩,当然认为她是“当之无愧”
的作家;但其时她与冯亦代的晚年婚姻正炒得沸沸扬扬,她的高调,她对冯的亲热,都彰彰在人耳目。我那时年轻,甚至可说是“少不更事”,加上对赵丹提出“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有共鸣,有好感,便不怎么喜欢黄的这种做派,而对毕淑敏的作品也觉得并没有多少文学性竟然爆得大名,一时酸葡萄效应发作,这样向这两位名人投去的目光便多少有些“锐利”,说白了,就是算得是一种别样的目光,想想当年是多么的年少轻狂啊。幸亏两位作家埋头签字,没有看到我的目光,不然这么多年,我会有更多的自责吧!
确实,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古人有言:少年哪知世事艰。任何一点成就的取得都颇不容易。但年少时却看不到这点。我想这不独我如此,就是一些名人也不例外吧。这使我想起我曾见过著名作家梁晓声一面。从前我读过他的作品和自传性文章,就记得他曾讲他当年也是年轻气盛,一次住在某电影厂修改剧本,晚上总被隔壁几个当红的明星吵闹得没奈何,一忍可矣,再忍难矣,不禁怒从心头起,破门而入,手掴那声名赫赫的明星之颊,所以梁给我的感觉总是凛然不可侵犯。然而我见到的他却是一个平静得不得了,喜怒不形于色的恂恂之士,当他听我的同事向他介绍我是“诗人”后,他没有用任何异样和轻视的眼光看我,就当我真的是个诗人,非常诚恳地跟我谈起他对诗的看法(记得他谈得还颇有见地),重要的是他那一双眼睛那么澄澈平静地望着我,仿佛可以把一泓清泉带到人的内心,也像一方明镜照彻人的肺腑,不带任何偏激色彩。这要经过怎样的修炼与思想上的洗涤,才能炼就这样清澈的眼睛,让人不自觉地也跟着诚恳和坦**起来。
我不记得哪一年还曾见到作家蒋子龙先生一面。那是因为我所在单位组织职工去天津游玩,作家张宝瑞要我跟他一起行动。到了天津,他便联系蒋子龙,并赶到某指定餐馆会面。宴会也刚开始,我一眼认出席间还有吴泰昌先生,另外一客人经介绍知是文汇出版社的萧关鸿。我向蒋先生表达崇仰,说从小就读他的小说。我不知道是他自己还是别人接口道,《乔厂长上任记》。我说,不,是《机电局长的一天》,是不是因为有些意外?
大家一时缄默。宝瑞打破沉默,说我写作诗歌,我不能确切地记得蒋子龙先生这时就写诗发表了什么意见,只记得其间,吴先生掏出一根香烟准备抽,又向我示意,我没看见,蒋先生便把手放到我后脑勺上抚摸了一下,提醒我吴先生正问我抽不抽烟呢。我哪敢放肆,遂连说不抽。饭后,我们站在餐厅所挂蒋子龙先生亲笔书写的一幅字“风正一帆悬”下合影留念,但留在我心里永远不会褪去的是蒋先生恍若“邻家大叔”的亲切平易,以及他摸我后脑勺给予我的亲切感。
我与他们仅此一面。恍如萍水相逢,再难相见。人世往往如此。但有此一见,拿佛家的观点看,便是有缘。
像是一道云影映入心灵的波心,而且不会消失。有缘也罢,无缘也罢,与名人相遇,到底还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起码可以借此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还不是那么平庸,甚至能感受到那些名人身上所带来的能量与光彩。